（轉載）

“中國的社會一定是要改造的，但是我們?nèi)ジ脑旆悄_踏實地從事不可。若是不然，恐怕我們改造社會不了，倒被惡社會支配。那么，這改造社會這件事，至少也要遲下去數(shù)十年，我們就是罪人了！”

連綿不斷的隧道、飄在山巔的高架橋……通往貴州省荔波縣的高速公路一路在崇山峻嶺中穿行。車行越久，長江日報記者越是心生敬意：百余年前，16歲的鄧恩銘就是靠著雙腿，從這樣的高山峻嶺間走出鄉(xiāng)關，走向理想，一生再未回到故鄉(xiāng)。

水族少年遠走山東求學，成中共一大唯一中學生代表

距荔波縣城30分鐘的水浦是一個普通水族村寨，半山腰的舊木板房與山腳下的民宿勾勒出安逸的水族風情。一條古驛道從寨子里蜿蜒而過，道路之窄，僅夠一人行走。

鄧恩銘1901年出生在這里，1917年又從這里遠走他鄉(xiāng)。

鄧恩銘自幼聰穎，深得祖父母喜愛，被喚作“老乖”。4歲時，他隨父母搬到荔波縣城，在城門邊的古榕樹下度過童年。父母開藥鋪、磨豆腐，鄧恩銘入私塾、讀高小，跟祖母學唱民歌。

貴州的高山?jīng)]能隔絕地方軍閥的壓迫，也擋不住民主共和的風潮。受到留日歸來的老師高煌影響，鄧恩銘接受了先進思想，他走上街頭，一把火燒掉自己用過的日貨。

1917年，鄧恩銘離家遠赴山東，投奔在那里當官的堂叔黃澤沛。不通公路，鄧恩銘只能步行到600多公里外的廣西梧州，轉內(nèi)河小輪經(jīng)廣州到香港，再換乘海輪一路北上，直抵山東青州縣城。

離鄉(xiāng)之際，他吟詩作別：“君問歸期未有期，回首鄉(xiāng)關甚依依。春雷一聲震天地，捷報頻傳是歸期。”

考入山東省立第一中學后，在五四運動的洪流中，鄧恩銘找到了立身之處。在齊魯書社，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進步書刊；主編《災民號》周刊，他從書齋走向社會，呼吁“以工代賑”，號召災民“要有徹底的覺悟”。不到20歲的他，雖羞怯于“我是一個中學生，知識有限得很，眼光窄狹、理想簡單，沒什么好法子替苦同胞們打算”，仍用文字大聲疾呼：“中國的社會一定是要改造的，但是我們?nèi)ジ脑旆悄_踏實地從事不可。若是不然，恐怕我們改造社會不了，倒被惡社會支配。那么，這改造社會這件事，至少也要遲下去數(shù)十年，我們就是罪人了！”

1921年初，濟南共產(chǎn)主義小組秘密成立，鄧恩銘成為其中一員。1921年7月，20歲出頭的鄧恩銘赴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所有代表中，他是唯一的少數(shù)民族代表，也是唯一的中學生。十余年后，陳潭秋這樣描述山東兩位代表王盡美和鄧恩銘：“那時王、鄧兩人是非�；顫姷那嗄�。”

“縣官公子”花錢極多卻穿破衣，“以后你會明白大哥所走的道路”

在山東，鄧恩銘是“縣官公子”。堂叔黃澤沛輾轉各處當官，對鄧恩銘寄予厚望，曾花400元為他買《四庫全書》。家里吃穿不愁，堂弟媳滕堯珍卻發(fā)現(xiàn) “鄧恩銘大哥在生活上很儉樸，但全家數(shù)他一個人花的錢最多”。

鄧恩銘常常一件衣服穿破了也不換，家人幫他換上嶄新的長袍馬褂，回來時卻成了一身破舊不堪、滿是油污的短小工作服。鄧恩銘總從家中拿錢，被問起時都回答說是買書。

滕堯珍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家中曾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信封上沒有地址，信紙上也全是空白。丈夫黃幼云拿過白紙，泡在鄧恩銘房間里的一盆水里，紙上立刻顯出密密麻麻的字來。黃幼云看信后說：“快去準備100塊錢，用布包好，我給大哥送去，他急用。”

投身革命后，鄧恩銘先后擔任中共直屬青島支部書記、中共青島市委書記，在山東發(fā)展黨員、團員，開辦工人夜校，發(fā)動青島膠濟鐵路工人大罷工、日商紗廠工人大罷工……經(jīng)費成了工作中的一大難題，鄧恩銘寫信向組織匯報工作情況時，末尾常會附上一句“我經(jīng)濟極窘，款速匯來！”“我在膠澳僅有飯吃，一切費用均須自籌，困難已極！”而他所求其實甚少，“能每月多加五元，則進行上必大有補益”。

荔波縣鄧恩銘故居陳列館中陳列著幾封家書，或爽利或倉促的字跡中透著始終如一的信念。他提醒父親“千萬別和這貪官共事，至要，至要！”為勸他回鄉(xiāng)結婚，父母準備終止經(jīng)濟援助，他堅定回復：“兒生性與人不同，最憎惡的是名與利，固有負雙親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無可如何。”1925年，荔波遭遇旱災，家里揭不開鍋，他忍痛寫道：“我從濟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鄉(xiāng)米貴。但是我沒有分文匯回去，使老少少受些窮苦，實在是罪過！”

后來，滕堯珍在鄧恩銘房中看到“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改善工作條件，增加工人工資！”的標語，才明白大哥的新衣服和錢都去了哪里，敬佩又擔心。鄧恩銘哈哈大笑：“不要擔心，你大哥干的事業(yè)是正義的，全中國有很多的人跟我們站在一起，還怕反動派那幾條槍嗎？”“以后你會明白大哥所走的道路的。”

三次被捕兩次越獄，“我沒有罪，不要為我難過”

1925年5月4日，青島日商紗廠第一次罷工進行到第16天，正是轟轟烈烈之時，鄧恩銘因“鼓動工潮首領”之名被逮捕。好在年輕的鄧恩銘早有斗爭的智慧，他在運動中常借“縣官公子”的身份，化名黃伯云，在家中也常囑咐：“如果有人來找鄧恩銘，就說不認識這個人，說我們家姓黃不姓鄧。”

第一次被捕7天后，鄧恩銘被驅逐出青島，并被勒令不得返回青島。但革命者豈會就此卻步？5月29日，震驚全國的“青島慘案”發(fā)生。30日，上海又發(fā)生五卅慘案。鄧恩銘秘密返回青島，組織領導五卅反帝運動。在代工人所寫的《膠濟鐵路總工會代表泣告書》中，鄧恩銘字字泣血地述說工人所受的壓迫，呼喊道：“國人對之，惟有臥薪嘗膽，一息尚存，亦必誓死反抗之。”

然而，不到半年時間，11月7日，鄧恩銘再次被捕入獄。嚴刑拷打、結核舊疾一同襲來，他被折磨得身體瘦弱、臉色慘白。父親鄧國琮得知消息后，不遠千里從荔波趕赴山東。

經(jīng)家人和組織營救，鄧恩銘得以保外就醫(yī)。老父親苦苦相勸：“病好后少出去亂跑，不要再弄出不幸的事來，叫全家擔驚受怕。”病情稍好后，鄧恩銘還是瞞著家人，悄悄離開了黃公館。

鄧恩銘舍棄前程、舍棄家財、舍棄孝道，一心只為革命，可革命的隊伍中竟有蛀蟲。1927至1928年，山東省委組織部部長王復元伙同王用章貪污黨的活動經(jīng)費數(shù)千元，受到鄧恩銘嚴肅批評，并被開除出黨。警覺的鄧恩銘隨即通知與王復元熟悉的黨內(nèi)同志離開濟南，卻依然沒能阻止叛徒的叛變與出賣。1929年初，鄧恩銘與多名同志一起被捕。這是他第三次入獄。面對酷刑和利誘，他絕食、越獄進行反抗，一次失敗后，就總結經(jīng)驗再來一次。

在鄧恩銘故居陳列館里，一份1929年7月25日的《民國日報》記錄了這段歷史：“21日，放風之際，甫開看守所之門，有共犯五六人，乘著守人不備，暗取石灰，猛向三看守人眼部撒去，即將其槍支奪去，并用刺刀扎傷二人。該所所長朱子厚竭力阻攔，亦被其刺傷。法院門警恐其逃逸，將院門鐵欄檻關閉，該犯等均紛爬鐵欄。”不幸的是，因受傷體弱，鄧恩銘等人逃出后又被抓回。

滕堯珍前往探監(jiān)，只見大哥全身戴著腳鐐手銬，臉上印著皮鞭抽打的深深傷痕，但他仍很有精神：“堯珍，不要難過，你回去向家里人講，不要為我難過，我沒有罪的，不久就會出來。”

這一次，他的樂觀沒能帶來好消息。

1931年4月5日凌晨6時，鄧恩銘等22名同志在濟南緯八路刑場英勇就義。

剛滿30歲的鄧恩銘，遺作仍慷慨激昂：“卅一年華轉瞬間，壯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繼頻頻慰九泉。”

90年后的4月，古榕樹下，荔波縣第二小學的百余名學生向鄧恩銘烈士像獻花。鄧恩銘一生無兒無女，但有無數(shù)孩子喊他一聲“鄧爺爺”。他離鄉(xiāng)后終生未歸，但侄孫女鄧慶梅一直在講述他的故事：“我無法想象，您在犧牲前遭受過怎樣的痛苦和折磨，但我想，您如果看到咱們家鄉(xiāng)荔波的滄桑巨變，一定會倍感欣慰。”

烈士檔案

姓名：鄧恩銘，字仲堯，又名黃伯云

籍貫：貴州荔波

家庭出身：小工商業(yè)者

出生時間：1901年1月5日

出生地點：貴州省荔波縣水浦寨

就讀學校：山東省立第一中學

入黨時職業(yè)：學生

入黨時間：1921年春

入黨地點：山東濟南

主要著述：《改造社會的批評》《青島勞動概況》《反對帝國主義運動之進展》

革命經(jīng)歷

1920年11月 與王盡美等組織勵新學會，創(chuàng)辦《勵新》半月刊。

1921年春 參與創(chuàng)建濟南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

1921年7月 出席中共一大，會后在濟南建立中共山東支部。

1922年1月 赴莫斯科出席遠東各國共產(chǎn)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3年夏 以《膠澳日報》編輯職業(yè)為掩護，宣傳馬克思主義，進行建黨建團準備工作。

1925年 領導膠濟鐵路和四方機廠工人大罷工和青島日商紗廠工人同盟罷工。

1925年6月 組織領導青島“五卅”反帝運動。

1926年 在淄博、壽光、廣饒等地開展黨的工作。

1927年4月 出席中共五大。

1928年春 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

1928年5月 領導青島人民舉行示威游行，抗議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制造“五三”慘案。

1931年4月5日凌晨 與22名同志一起在濟南緯八路刑場英勇就義，年僅30歲。

烈士的話

卅一年華轉瞬間，壯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繼頻頻慰九泉。

（圖片來源：長江日報記者許魏巍翻拍自鄧恩銘故居陳列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