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賠款亡大清
發(fā)布者：cj_chmy 發(fā)布時間：2018-11-15 09:16:51 點擊數(shù):
庚子賠款亡大清
中華民族在熬過了災難般的19世紀后，又帶著莫大的屈辱與痛苦進入了20世紀！等待晚清政府和他的子民的，是一張數(shù)字愈發(fā)巨大的戰(zhàn)爭賠款清單。庚子賠款，將晚清政府直接推向災難的深淵……
辛丑賠款四萬萬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義和團運動席卷中國北部，列強以護衛(wèi)僑民為由謀劃對中國新一輪侵略的時候，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對外發(fā)布了一道既含糊又干脆的《宣戰(zhàn)詔書》。謂其含糊，是因為這道詔書根本沒有提到對哪個國家宣戰(zhàn)，不是英國，不是法國，也不是日本；謂其干脆，則是因為大清帝國在詔書中的戰(zhàn)爭指向，竟然是兩個字：“彼等”——換句話說，“天朝”將要向它面對的整個外部世界宣戰(zhàn)了！如此驚人的“大氣魄”，嚇得以李鴻章為首的南方督撫，一致以“亂命”為由拒絕執(zhí)行。其時，在八國聯(lián)軍攻勢面前，清軍節(jié)節(jié)敗退。慈禧太后在過足了嘴癮之后，只得帶著光緒皇帝倉皇“西狩”，帝國的中央首腦40年內(nèi)第二次逃離它的首都北京。
一年后，大清帝國終于與列強達成和議。1901年9月，與列強簽訂了堪稱奇恥大辱的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以此為“回鑾”的代價。條約規(guī)定，清政府必須向列強賠款白銀4.5億兩。其時，坊間流傳一種說法，當時中國人口4.5億，列強之所以規(guī)定4.5億兩賠款，為的是“人均一兩，以示侮辱”。當然，這不過是后人的附會。其一，當時中國究竟有多少人口，恐怕清政府自己也不知道，更不用說洋人了。上面提到的對“彼等”宣戰(zhàn)的詔書里，用的數(shù)字是籠統(tǒng)的“四百余兆”，也就是4億出頭。與此相印證，9年后的1910年12月，美國《時代周刊》在一篇鼓吹袁世凱是“唯一的能夠挽救形勢的人物”的文章里，使用的中國人口數(shù)字是四萬萬，即4億。其二，列強確定的賠款數(shù)額，是“狗咬狗”之后妥協(xié)的結(jié)果。按照英美法德日俄意奧這八國聯(lián)軍，以及未出兵侵華的荷蘭、西班牙、比利時等“打醬油”國家提出的原始賠款數(shù)字，足足比最后確定的4.5億兩多出1000余萬兩。美國和英國堅決反對賠款總數(shù)“超過中國的支付能力”，避免殺死中國這只“下金蛋的母雞”，而德皇威廉二世為了替他的“大洋艦隊”計劃籌措資金，則要求中國“賠款務到最高限度”。最后雙方妥協(xié)，各國對各自要求賠款額按比例削減，這才有了4.5億兩這個數(shù)字。
反正“戰(zhàn)則敗，敗則和，和則賠”，已是鴉片戰(zhàn)爭以來清廷對外戰(zhàn)爭的“例行公事”。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大清帝國的第一筆對外戰(zhàn)爭賠款，居然不是1842年《南京條約》里向英國人賠償?shù)?100萬銀元（1銀元=0.71兩白銀），而是半個世紀前的“乾隆盛世”，賠款對象也不是什么“大不列顛”“大法國”，而是小小的廓爾喀（今尼泊爾）。公元1788年，廓爾喀軍隊入侵中國西藏。待清軍主力千里迢迢從四川入藏增援時，廓爾喀軍隊已經(jīng)大掠而去。而西藏地方官員在急于班師的清軍前線將領的支持下，向廓爾喀賠款300個銀元寶，總計15000兩白銀“贖地”，換取廓爾喀不再入侵。更有甚者，由于倉促達成的和談中未明確是當年一次付清，還是年年都須向廓爾喀賠款300個元寶，1791年8月，廓爾喀軍隊卷土重來，搶掠班禪駐錫地日喀則，全藏震動。乾隆皇帝不得不派出愛將�？蛋�，率軍越過喜馬拉雅山遠征尼泊爾。一場世界屋脊上的較量后，以驍勇善戰(zhàn)著稱的廓爾喀被迫求和，這筆賠款的糊涂賬才算了結(jié)。然而，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不僅把驅(qū)廓保藏算進“十全武功”，還把這場戰(zhàn)爭一拆為二，算成“兩平廓爾喀”。
掠去中華億萬銀
慈禧太后在《辛丑條約》簽訂后說過一句臭名昭著的話，“量中華之物力，結(jié)與國之歡心”，仿佛中國遍地白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一般。然而，“地大物博”的中國，恰恰是一個銀礦貧乏的國家！據(jù)史料記載，大明天順4年（1460年），云南省的白銀產(chǎn)量才10萬多兩，這個數(shù)字已占到全國銀產(chǎn)量（18萬兩）的二分之一強。18萬兩是什么概念？明代的度量衡制度，16兩為1斤，1斤折合現(xiàn)代596克。18萬兩，也就是區(qū)區(qū)6.7噸。整個帝國的年產(chǎn)銀量，今天用一輛東風箱式卡車就可以全部載走了。到了清代，由于“銀之行用日廣，煎煉日多，地寶之泄日甚，則礦砂有時或竭”，銀的產(chǎn)量更是日漸衰減。之所以乾隆時期還能做到國庫存銀一度高達7000萬兩以上，靠的是從明代后期的“隆慶開關”（1570年）起，中國在對外貿(mào)易中保持了長期順差，從中賺取了大量舶來的白銀。在200多年的貿(mào)易中，粗略估計，有大約4.5億兩白銀凈流入中國，其中僅英國東印度公司，在長期的貿(mào)易逆差中就被中國用絲綢茶葉瓷器換走超過3300萬兩白銀！
可嘆的是，中國老百姓數(shù)百年來胼手砥足換來的“白銀儲備”，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后，便不斷以“戰(zhàn)爭賠款”的形式被列強奪走。從《南京條約》開始，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賠款（銀元2100萬元）、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賠款（白銀1600萬兩）、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賠款（白銀50萬兩）、1881年中俄《改訂伊犁條約》賠款（俄幣900萬盧布，合白銀500萬兩）、1895年甲午中日戰(zhàn)爭賠款（白銀2.3億兩）、1901年的八國聯(lián)軍侵華賠款（白銀4.5億兩）……近代中國在戰(zhàn)爭賠款中，付出了不下10億兩白銀！馬克思曾在《中國和英國的條約》一文中寫到：“英國強迫中國必須償付這次戰(zhàn)爭（指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費用，這些費用，按照英國自己現(xiàn)任大臣們的意見，是由它自己的海盜行為引起的。”
帝國主義通過戰(zhàn)爭賠款對中國財富無止境的榨取，造成了近代以來中國民窮財盡、國勢衰微。
天量賠款何處尋
八國聯(lián)軍侵華的1900年是農(nóng)歷庚子年，因此，第二年簽訂的《辛丑條約》規(guī)定的賠款，又被稱為“庚子賠款”，或者簡稱“庚款”。這筆巨大的賠款徹底摧毀了大清帝國的財政，以及其后任何復興的希望。
鴉片戰(zhàn)爭后到19世紀末期，清廷財政雖歷經(jīng)數(shù)次危機，但都能意外地絕處逢生，渡過難關。其總收入較以往還逐步有所增加，到70年代同治末年，清朝年財政收入突破6000萬兩白銀，較之鼎盛時期的“乾隆盛世”的歲入4000多萬兩，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到了90年代，清廷歲入已達8000萬至9000萬兩，比100年前幾乎增加了一倍。之所以出現(xiàn)如此狀況，除清王朝不斷地搜刮民脂民膏充實國庫外，主要是新稅增額和近代工業(yè)開始有了進項所致。譬如光緒20年（1894年），清政府財政收入中的商稅4項，即雜稅、榷關稅、厘金、新海關稅的總和達4370萬余兩，占全部年收入的57%！因此，清政府大抵還能維持財政上量入為出的“小康”局面。
然而，《辛丑條約》簽訂后，按照條約規(guī)定39年還清，本息相加總額變成9.8億兩，每年都必須攤付2000萬到3000萬兩不等。如此一來，清廷的財政立即出現(xiàn)無法挽回的赤字。在清朝的最后10年，每年的財政都入不敷出，只能剜肉補瘡。到1910年，清廷的財政赤字高達7000萬兩白銀！可以說，《辛丑條約》不僅把清政府變成了“洋人的朝廷”，“庚子賠款”更讓清政府“百事俱廢，專湊賠款。將興學練兵，農(nóng)工商務，一切養(yǎng)民治民衛(wèi)民之自強要政，概行擱置不辦”，使得清政府“民心日渙，士氣日離”，連維持自身統(tǒng)治都變得愈加艱難。
由于簽訂《辛丑條約》的帝國主義國家達成協(xié)議，對清政府作出明確規(guī)定，即此次賠款須中國自籌償付，不得外借洋債。在賠款無處籌集，又急不暇待的情況下，走投無路的清政府只好硬性攤派。簡而言之，就是將每年應賠之款分到各省，并嚴令各省“不準絲毫短欠，致生枝節(jié)，倘若因循遲誤，定惟該將軍督撫是問！”譬如1902年攤派給各省大約1800萬兩的賠款，其中江蘇（當時包括上海）一省就攤到250萬兩，浙江、廣東省的“份額”也都在160萬兩以上。而自從太平天國起義后，就已經(jīng)習慣跟清廷討價還價的地方大員們也心里有數(shù)，拖欠上繳朝廷的賦稅并不會怎么樣，但給洋人的賠款卻是萬萬拖欠不得的。“洋人不高興，后果很嚴重！”“老佛爺”是斷不會吝惜用督撫們的頂戴花翎乃至腦袋，來避免“友邦驚詫”的——依照洋人們在《辛丑條約》里提出的要求，那些上了刑場或是“被自殺”的朝廷大員，甚至包括皇室宗親就是前車之鑒。
竭澤而漁亡大清
為了籌集清廷強行攤派的巨額賠款，在大幅提高原有“田賦”“厘金”的稅率外（海關由于總稅務司一直被外國人控制，無法上調(diào)關稅稅率），在20世紀最初10年，各地方督撫們充分發(fā)揮了稅種創(chuàng)新的想象力，新增稅種多如牛毛：買酒要交“酒捐”；買糧要交“糧捐”；連把銀子兌換成銅錢，也要交“膏捐”。福建和浙江省甚至發(fā)明了早期的“物業(yè)稅”：有房產(chǎn)的人每年都要交房產(chǎn)價值十分之一的“房捐”……重稅雖然暫時應付了賠款，卻使得清廷民心盡失。山東萊陽百姓在抗捐誓言中已經(jīng)一針見血地提出：“認重稅必餓死，不認重稅必誅死，與其坐而待死，不如斗而決死！”而被攤派到賠款大頭的江浙、廣東，也從“人文淵藪”“財賦奧區(qū)”一變而為前仆后繼地反清斗爭的大本營。
清廷預感大難將至，為了鎮(zhèn)壓人民反抗，急于添練新軍。1903年，作為“新政”中的重要舉措，清政府設立練兵處，計劃在全國建立36鎮(zhèn)（即師）的新軍。昔日以八旗武力起家的清廷，此時卻是日薄西山，甚至連這樣一支性命攸關的軍隊也已經(jīng)無錢建立了！
當時，每設陸軍一鎮(zhèn)（兵將共1.2萬余人），各項新式武器設備及雇用洋員等所需經(jīng)費，約白銀100余萬兩，一鎮(zhèn)的常年經(jīng)費又在200萬兩左右。要建成36鎮(zhèn)，起碼需要1億兩白銀！可想而知，這是背負著賠款重負的清政府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就連清政府為拱衛(wèi)京畿而建立的，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重點關照的“北洋六鎮(zhèn)”，也拖延到1907年方才成軍，其余的30鎮(zhèn)新軍更是直到辛亥革命清朝統(tǒng)治被推翻時仍未完全建成。而隆裕太后在1912年2月頒布了退位詔書后，便帶著6歲的末代皇帝溥儀躲進了紫禁城，把已是滿目瘡痍的中華大地與不堪重負的庚子賠款，都留給新生的民國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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