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校長最大共識：讓教育靜下來

發(fā)布者：cj_zsq   發(fā)布時間：2015-11-12 16:04:57   點擊數(shù):

   作為一名來自基層教育界的人大代表，在全國兩會上的發(fā)言能引起媒體及社會的關注，帶給我的當然有履職的欣慰。關于校長、教師的大量時間被各種會議、活動占用的問題，這幾天有許多媒體問我：給學校的正常教學造成如此多干擾，誰應該負責？

　　我為此事曾做過前期調研，發(fā)出的問卷是100份，最終竟然收到了近300份回復（包括電話、QQ等反饋方式），這令我感到吃驚。當我分析問卷，看到這些驚人的數(shù)字和案例時，心中有萬語千言，可當我從這些數(shù)字、案例中抬起頭時，卻發(fā)現(xiàn)不知該去責怪誰。

　　也有記者追問：我們該如何辦好教育呢？我想起前兩天看到的一個公益視頻，深刻而又通俗地表達了我們的教育，即無論它在一個維度，最高體現(xiàn)都是對人的行為的影響。比如在飯店里，服務員上菜慢了點，有的大人感到不耐煩就會大聲嚷嚷；過紅綠燈時，看到沒車，就牽著孩子的手急匆匆地闖紅燈。這些行為的改變是否也是教育前進的標志？也就是我一直在說的，“大手”的方向，決定了“小手”的行為。所有在孩子身上能產生教育作用的人與環(huán)境都要有自然的教育意識，這種意識就如吃飯穿衣一樣滲透于生活的各個細節(jié)，不刻意，不強求，而是一種自然的素養(yǎng)。

　　作為一名基層校長，我也在思考：給學校、教師減負，學校應該承擔什么？我想起一句話：雞蛋從外打破是食物，從內突破是生命。各種繁雜的文件、評比、會議等就如同外界施予學校的壓力，讓學校、教師、學生都淪為單一的“食物”，學校如今需要追求的，是前行的主動性和從內突破的視野與規(guī)劃。

　　主動地思考與探索比起被動地應付，會更有難度與挑戰(zhàn)。所以，校長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意識，真正把辦學與育人相結合。有些當下看不到成績但以后會有長遠發(fā)展的事，要耐得了寂寞去堅守；有些當下有顯著成績但今后會有發(fā)展隱患的事，要舍得了名利去摒棄。

　　在我身邊，這樣的校長和教師也有不少。比如有一位老校長，退休前把他總結的關于學生習慣養(yǎng)成教育的內容編成了兒歌，自已出錢打印成冊送給學校。他說自己一輩子育人，感覺到孩子的習慣養(yǎng)成太重要了。還有我身邊的一些教師，為學生策劃各種有意義的節(jié)日活動，十幾年如一日堅持寫教學日記，等等。

　　當然，社會也要為教育營造合適的氣候和土壤，教育主管部門要做好服務工作，不能總是“管”字當頭，各種與教育相關的責任部門不能相互推諉、指責。教育的純粹，首先是育人環(huán)境的純粹，當教育夾雜了太多偏離本質的任務與聲音時，這種雜、鬧、煩、累會漸漸讓教育人疲憊乃至迷失方向。要過濾掉一些不必要的雜事、雜音，讓大家看到更清晰的現(xiàn)在與未來。

　　（方青，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金華市金東區(qū)實驗小學校長）

　　內在的迷失之外，哪些外部環(huán)境讓教育難以靜下來？

　　一、條子

　　每到開學前，甚至更早的時候，就會有人給校長們遞“條子”，目的無非是把自己或親戚朋友的孩子塞到他們的學校。越是知名中小學的校長收到的條子越多。

　　2014年初，教育部印發(fā)《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重點大城市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通知》，要求19個重點大城市到2015年實行劃片就近入學政策。

　　一年過去了，教育部的通知擋住多少“條子”？

　　“條子”都是各級領導干部遞來的

　　方青除了校長的身份，還有一個頭銜是金華市金東區(qū)教育局副局長：“我們學校真的很好，好在我們有一批非常有愛心的老師，非常可愛的學生。那些老師啊，自愿犧牲休息時間，發(fā)揮自己的特長，教學生繪畫，給學生講故事……”

　　“如果有父母找關系進學校的話你們怎么解決呢？”

　　“以前的話可能收費還能進來，現(xiàn)在就近劃片入學，所以基本就進不來了。”

　　“真的進不來了嗎？是不是還有找關系、遞條子的呢？”

　　“因為我的身份是全國人大代表，可能很多人沒有這個擋箭牌……所以至少我這里沒有這個情況！”

　　一位代表——也是一所知名小學校長——告訴記者：除電話之外，也會收到很多擇校請托的條子，全部都是各級領導干部遞來的。

　　全國人大代表李楨幾個月前被調任吉林省教育考試院院長，此前她是東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校長，她告訴記者：“由于優(yōu)質教育資源有限和家長需求無限之間的矛盾很難化解，一些名校校長少不了面對一些托人情、找關系、遞條子的時候。這些條子確實讓校長們很撓頭。”

　　如何讓“條子”不再任性？

　　教育部的通知印發(fā)已經一年，一些地方早在通知印發(fā)前幾年就開始推行就近入學，這究竟擋住了多少任性的“條子”？

　　“其實幾年前長春實施了公辦學校取消擇校改革后，遇到的托人情、找關系的現(xiàn)象越來越少�，F(xiàn)在就算找到我，也沒有用。”長春市第一實驗小學校長熊梅說。

　　熊梅代表介紹了長春的做法。每年開學季之前幾個月，長春市就會公布不同學校覆蓋的學區(qū)，讓家長提前了解信息。在入學審核環(huán)節(jié)，學校要對學生家庭的房屋產權證等進行嚴格審查，避免出現(xiàn)跨區(qū)入學現(xiàn)象。進入學校后，分班環(huán)節(jié)也非常受家長關注。為了公平，學校在分班時邀請家長全程參與，老師不參與，由電腦搖號。

　　教育部通知要求，到2015年，19個大城市所有縣（市、區(qū)）實行劃片就近入學政策，100％的小學劃片就近入學；90％以上的初中實現(xiàn)劃片入學；每所劃片入學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學方式確定。

　　“最近幾年，擇校生的比例不斷降低，關系條子也越來越少。”李楨代表說，“以東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為例，原來擇校比例是28％，現(xiàn)在越來越低，這兩年可能全部取消。”

　　擋住“條子”不等于實現(xiàn)了教育公平

　　條子問題，主要是教育資源分布不均引起的。幾位代表認為，擋住“條子”容易，但解決教育資源分布不均不可能一蹴而就。

　　重慶市謝家灣小學校長劉希婭表示，隨著大量務工者進城，城鎮(zhèn)教育資源供需矛盾突出，“一些城鎮(zhèn)學校大班額現(xiàn)象比較突出，有的一個班有近百人，教師上課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有。而一些農村中小學學生數(shù)量急劇減少，一些村小學只有一兩個老師，十幾個學生。”

　　對名校來說，推動教育資源均衡分布，就意味著要拿出自己的優(yōu)質資源。名校校長們愿意嗎？

　　熊梅代表說，有一些名校借助自身優(yōu)質資源創(chuàng)辦了民辦學校，增加了擇校名額，但依然不能滿足家長擇校的強烈愿望。家長們希望優(yōu)質校通過多種辦學形式擴大覆蓋面，但這些名校也不可能無限集團化。

　　劉希婭代表說，她今年帶來的建議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促進優(yōu)質教育資源的流動，讓優(yōu)秀學長、教師能夠在其他學校兼職，進一步完善教師流動法規(guī)機制和配套措施，加大委派公立學校校長、教師到民辦學校工作，相關社保、職稱晉升等跟上，打破學校之間教師流動壁壘，增強教育活力。

　　二、學鬧、校鬧

　　兩個故事

　　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顧明遠說到：

　　“某省有位小學校長告訴我，學校組織家校體育活動，結果一位家長在學校練習時摔斷了腿。為此，學校被告上法庭，法院判決學校雖然沒有責任，但是要賠8萬元錢。”

　　全國政協(xié)委員、華中師范大學黨委書記馬敏也說到：

　　“有個學生上體育課時學游泳，在學完淺水區(qū)后奔到深水區(qū)時，下跳用力過猛，加上體大軀沉，不小心撞成了癱瘓，責任全部在學校頭上，學校已支付了醫(yī)藥費150多萬元。目前學生還在醫(yī)院，只要一沒有了醫(yī)藥費，家長就會直接打電話找我、找學校。這些年，告學校打官司的事情不少見，重大事情我肯定要到庭，但每打一場輸一場。”

　　“學生不能捧著、抱著、捆著、綁著，這樣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能有什么競爭力？學校該有什么責任，就是什么責任，應當從法律上明確。”針對學校害怕發(fā)生安全事故不敢開展活動、不敢讓學生鍛煉的情況，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龐麗娟急切呼吁，得到諸多代表委員和專家的支持。他們建議盡快制定《學校法》，保護學校，給學生松綁。

　　學校只能被動挨打，積極賠錢？

　　學生在校，校長擔心不已。學生離校，校長依然膽戰(zhàn)心驚。

　　一位校長告訴記者：有的學生在放假后游泳被感染了血吸蟲，家長找到學校來，說：“你們咋就沒有把學生教育好呢？”

　　部分代表和委員們談及這種現(xiàn)象，認為教育在校園安全事故糾紛處理上，陷入了“哪個鬧得兇就賠得多”的惡性循環(huán)。

　　以前只聽說醫(yī)院有“醫(yī)鬧”，現(xiàn)在有的地方出現(xiàn)了“學鬧”、“校鬧”，一旦哪所學校出事，這些人馬上聞風而至，鼓動家長“鬧”，甚至幫家長“鬧”，學校往往只能花錢買平安。不少校長和教師告訴記者：學�，F(xiàn)在是真正的弱勢群體，一旦出事，校長、教師只能“被動挨打”，只能積極賠錢。

　　三、法制不健全

　　《學校法》的制定刻不容緩

　　針對學鬧、校鬧問題，部分代表和委員表示，《學校法》的制定刻不容緩。

　　其實早在2002年，教育部就已出臺《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為學校處理校園安全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jù)，但現(xiàn)實是，該辦法沒有明晰界定學校、家長的權利和責任。一旦出事了，許多學校感到苦惱：學校出了事，就找我們，但我們到底該負什么責任呢？學生十分緊張：學校說沒有責任，那我們出了事，到底應該找誰呢？

　　龐麗娟代表認為，學校和學生之間、學校和教師之間、學校和社區(qū)之間、學校和政府部門間的關系如何明確，都要在《學校法》中有所體現(xiàn)。學校不應該承擔無限的責任，到底哪些是學校的責任？需要盡快完善法律來填補空白。

　　長江教育研究院院長周洪宇呼吁加緊制定《學校法》，切實推進依法治教。他說：“我國有各級各類學校和教育機構200多萬所，但至今沒有制定《學校法》。由于《學校法》缺位，各級各類學校獨立法人地位一直未能確立，學校的權利和義務不清。什么應該負責、什么不應該負責等問題已經成為學校方面的重大困惑，這是教育法律體系的重大缺陷。”

　　顧明遠也呼吁要盡早出臺《學校法》。在他看來，許多教育問題不是教育本身的問題，是社會矛盾的反映�，F(xiàn)在都歸到學校和教育部門，這不是依法治教。

　　劉希婭呼吁為學前教育立法

　　近年來，多地幼兒園相繼發(fā)生惡性虐童事件和安全事故，折射出學前教育在辦園資格審定、幼兒教師資格審定等方面的問題。全國人大代表劉希婭提交《關于學前教育立法的議案》，呼吁立法解決學前教育存在的問題。

　　在她看來，學前教育對人的健康發(fā)展意義重大，教育發(fā)達國家非常重視學前教育立法工作。美國早在1981年就制定了《兒童保育法》等六部關于學前教育的法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韓國和印度等也都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制定了專門的學前教育法律。

　　她在議案中列舉了目前中國學前教育存在的問題：

　　一是學前教育較其它教育類別缺乏法律保障。學前教育目前尚不屬于義務教育，其地位相對較低且沒有法律保障，社會各界對學前教育的認識和理解也存在偏差。

　　二是學前教育的管理機制不健全、體系不完整。除了教育行政部門對學前教育進行管理外，其他政府職能部門和相關機構對學前教育重視不夠，政府也沒有將學前教育的監(jiān)管、督查、處置等社會矛盾和問題按職能職責進行分解，未形成管理合力，導致學前教育管理鏈條和體系不完整。近幾年，社會上大量出現(xiàn)的無證幼兒園、民辦幼兒園亂收費等現(xiàn)象難以禁止就是例證。

　　三是公辦幼兒園與民辦幼兒園發(fā)展不協(xié)調。社會上民辦幼兒園的比例大大超過了公辦幼兒園，全國各地學前教育資源總量不足，特別是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不足同人民群眾接受普惠性學前教育需求之間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入園難”、“入園貴”等問題依然是社會關注的焦點。

　　四是學前教育師資隊伍素質整體不高。幼兒園相繼發(fā)生的惡性虐童事件，折射出的是學前教育在辦園資格審定、幼兒教師資格審定等方面出了問題。學前教師的編制、工資、醫(yī)療、培訓等缺乏基本保障，教師隊伍不穩(wěn)，素質不高。